一本耐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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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令人尊敬的张藜老师离我们远去已两年多了。每当听到或唱起由他作词的《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命运不是辘轳》、《我和我的祖国》、《鼓浪屿之波》、《山不转水转》等歌曲，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张藜老师。笔者虽然与张藜老师从未谋过面，但认真地阅读他的一系列作品，就如同是与他在作真挚的交谈。前段时间，忙里偷闲地、但却是兴趣盎然地阅读了从上海浦东图书馆借来的张藜老师那本厚厚的歌词集——《那些词儿》。读后，给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优美动人的词儿，而是这本词集的取名、自序和注释，如同他创作的歌词作品一样，有与众不同的创意，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更有百读不厌的情感。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仅摘录的笔记就有2万余字，可见阅后确实是让笔者获得了写作上的得益和艺术上的享受，真可谓受益匪浅啊！
与众不同的“书名”
笔者阅读过众多的歌词集，其中有驰骋词坛的大家著作，也有名不经传的小辈作品，而这众多的歌词集所取用的书名却都是十分养眼的。据笔者归类分析，作者在为自己的著作取名时，常规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在所入选的自创作品中，选择一个很得意、很有品位的歌词名称作为书名，取画龙点睛之意；二是作者根据所入选作品的整体内容或写作风格，提炼出一个精华词组作为书名，起提纲挈领之效；三是作者采用自己的书斋名，再添上个诗意浓厚的词组合并为书名，有自品自酌之乐。总之，这些歌词集的书名取法虽然角度各异、用意不一，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其书名都是优美的、浪漫的、带有诗情画意的、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
而张藜老师这本厚厚的歌词集，却自取了一个《那些词儿》的书名，从字面上观之，其书名一点也不优美、不浪漫、无诗情画意之感。给人的直觉是简单、泛白，甚至带有不屑一顾、自讽自嘲的味道。张藜老师为什么对这本事关自己艺术人生总结似的著作，起了这么一个很不显眼的书名？笔者不知其意。但是，《那些词儿》在图书馆的茫茫书海中，却仍然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张藜老师的作品是优美的、浪漫的、带有诗情画意的、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真如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老师所言：“我觉得张藜同志的词具有真情美、深情美、浓情美，这些特点构成了张藜歌词的特色，也恰恰是这些特色引发着我的音乐创作激情，使我的曲与他的词相得益彰。”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虽然张藜老师把自己的歌词集取了个很“土”的书名，而笔者却感到：这种“土”，却却就是与张藜老师的歌词作品一样，有它自身独特的新颖之处。
自讽自嘲的“自序“
眼下是有书就有“序”，歌词集也不例外。序，又称叙、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据说“序”始于孔子的赞《易》。“序”在古代多放在书的后面，现在都放在书的前面了，而把放在书后面的“序”称为“后序”或“跋”。
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在笔者所读到的众多歌词集中，基本上都是“他序”为主，而“他序”者又多为词坛的掌权领导或知名人士，洋洋千字所序的内容又无非是对该书的大加赞赏。可张藜老师所出版的这本歌词集——《那些词儿》，却采用的是“自序”，由一段文字和一首歌词组成，同书名一样，仍然是那么简单、泛白，整个“序”的内容不到300字，但却明瞭、鲜亮地道出了作者“不白活一回”的奋斗精神。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曾这样说过：“张藜同志奋进在他认定的歌诗之路上跋涉攀登，从而不仅仅是在编写歌词，而是创作歌诗，视歌诗为生命。”一个“视歌诗为生命”的人，在艺术创作道路上奋斗了一个甲子之多，而只用“不白活一回”五个字来总结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勤奋谦虚、胸怀博大的创作精神，无疑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作为一本有分量、有影响、有价值的著名词作家的巨著，凭张藜老师身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导的名气和人脉，请一位在国内政坛或文坛上有权威、有名望的“大咖”为歌词集作个“序”，应该不是什么很费力的事情。而张藜老师却却没有这样去做，仅以寥寥数语的一段文字和一首歌词作为“自序”，这就是《那些词儿》让读者感到的又一独特之处。
独树一帜的“注释”
歌词集《那些词儿》，共收集了张藜老师的歌词作品633首，从“张藜情爱天空”、“张藜歌词地图”、“张藜词绘人生”三个角度出发，分“爱情歌谣”、“亲情歌谣”、“乡情歌谣”、“吉祥歌谣”、“历史歌谣”、“中国情怀”、“祝福北京”、“情系东北”、“走遍祖国”、“山水歌谣”、“品味人生”、“行业词”、“女儿风情”、“少年歌谣”、“乡村风俗”、“市民词”等16个侧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张藜老师歌词作品的五彩缤纷。而令人值得翘指点赞的是，张藜老师在每一首歌词作品的后面，均配上一段“张藜注释”文字，其“注释”短则几个字，长有几千字，从不同视角对自己所创作的歌词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有创作经过、有创作方法、有创作感想、有创作得失。其中“注释”最为给力、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创作方法”。张藜老师以自身的写作经历和感受，结合每一首歌词的具体内容而议论并举、古今驰骋：创作初期时选题、取材、构思的方法；歌词写作时语言、词韵、词眼的运用；歌词作品中比喻、修辞、细节的把握；歌词作品整体风格、美感、形象的设计；古人和前辈写作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创作者自身生活与知识的积累、修养；词与曲作者之间的真诚沟通、合作关系等等，真可谓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读后确是令人茅塞顿开。这种对自身作品带有详细、精彩“注释”的歌词集，是笔者阅读当代词家众多的歌词作品集中唯一读到的一本（原谅笔者的孤陋寡闻）。因此说，笔者是把《那些词儿》既当作为张藜老师的一本歌词集来阅读、欣赏，更把它视为张藜老师的一部歌词创作谈来学习、取经的。笔者认为：将“歌词”与“注释”在书本中融为一体，并能使二者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又是《那些词儿》独树一帜的精妙之处。
所以说，阅读《那些词儿》，给笔者印象最深刻、获益最丰盛的就是“注释”。通过阅读“注释”，不仅对张藜老师的歌词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感悟，更是对张藜老师在创作这些歌词作品时的时势气候、环境氛围、写作心态、视角把握等诸多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为此，笔者在本文的写作中，最想与大家分享的也就是对《那些词儿》中独树一帜的“注释”所赐予的美味与养分。在歌词“注释”中，张藜老师讲述的最多的是——
写词：离不开生活的功底
张藜老师在对歌词《多做好事别作恶》的注释中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瞎走的路，没有白看的景，没有无聊的对话，没有无为的感情。又常是设想成行的路，设想能用的景，设想能摘引的对话，设想能调动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竞成了有大用处的素材。”张藜老师这里所说的“走的路”、“看的景”以及“对话”和“感情”，就是指生活。其实，对于创作者而言，每天都浸润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指定的“采风”中，关键在于是否把每天生活中所走过的路、看过的景、与他人的对话、自身萌动的感情等，储存到自身的“记忆银行”中去了吗？“如果说记忆银行永不透支，因为留心，总在存入你的一触一视。只要有发现，客体就总有崭新的容颜映入你的眼帘，又把它永久地镌刻到你的心田。常见物常常见，就会不断有发现，而这种发现是绝无止境的（歌词《娃娃》注释）。”由此可见，张藜老师是特别关注平时的“一触一视”，把常常见的常见物“永久地镌刻在心田”，因而在写作时就能信手拈来、尽情使用和发挥。
张藜老师曾经在农村干过十几年。他点过种，种过地，赶过车，喂过猪，沤过麻，打过绳，砍过山柴，下过煤井。他也曾住过马棚，夜阑人静时，他望着满天星斗，听着马嚼夜草的声音，品味着生活中的无穷无尽的滋味。十几年静心沉下去的农村生活积累，使他能为三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创作出风靡全国的主题歌，这三部电视剧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张藜老师所创作的主题歌之功是不可分割的。有的人即是没看过这三部电视剧，可电视剧中由张藜老师作词的主题歌还是能唱、会哼的，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歌词打动了人心。如《不能这样活》中的：“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命运不是辘轳》中的：“白涯涯的黄沙岗，挺起棵钻天杨，隔着篱笆有一座海青房”；《篱笆墙的影子》中的：“只有篱笆墙的影子还那么长，在那墙上边爬满了豆角秧”；《山不转水转》中的“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蜘蛛吐丝画它自己的圆”······，在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词中，却包含了很生动的生活内涵和极深刻的生活哲理。显而易见，没有多年在农村的生活积累，没有对常常见的常见物“永久地镌刻在心田”，张藜老师恐怕也难写出如此优美、动情的歌词来的。这种把来自最底层、最朴素、最普通的“一触一视”久存于“记忆银行”，久而久之，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动笔时往往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升华，创作时就情不自禁地会有神来之笔，从而形成了张藜老师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离曲能诵，谱曲能唱；有文采又上口，有嚼头又不生涩；易流传，能品味；扬诗之情，含戏之谐；既有俚语之俗风，又有歌诗之雅趣；其情切切，其语铮铮。”而歌词大师乔羽老先生更是对张藜老师的这些作品情有独鐘：“在作者一发不可收拾的众多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为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所写的那几首歌，《苦乐年华》、《篱笆墙的影子》是真正属于张藜的东西。”笔者认为，乔羽老先生对张藜老师作品的赞誉，实际上也是对更多的词作者在创作技巧上的一种提醒和要求——
写词：要提炼巧妙的词汇
作为一位写歌词的作家，一生中能写出一、二首被唱红的歌，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而张藜老师能有几十首歌在全国被传唱得红红火火，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音乐界的一个惊人传奇。
张藜老师在中国词坛圈内是被人称作为“大器晚成”的一位词作家。因为他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60年代，他的早期作品曾被一些前辈名家予以否定，但他不仅不气馁，反而更加倔强地艰辛攀登，刻苦努力地学习创作，最终使自己走向了事业的成功，他的歌词作品不仅在中国词坛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极其喜欢。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4年秋天，由于自己的同乡、作曲家秦咏诚老师的推荐，张藜老师结识了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张藜老师对歌词创作的认真执着，他那带有炙热的创作激情和浓烈的生活气息的歌词，一下子拨动了李谷一这位歌唱家的心弦。从这以后，李谷一老师一连演唱了十几首由张藜老师作词的歌曲，其中《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一下子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张藜老师的名字也随着歌声的传播而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从此以后，张藜老师的创作热情如同长江奔流一发而不可收：《鼓浪屿之波》、《山不转水转》、《久别的人》、《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作品，都成了广大听众喜爱的歌曲。
要了解张藜老师“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创作奥秘何在？在他的歌词“注释”里就能找到相关的答案。在歌词《好歌等着明天听》的“注释”中，张藜老师是这样写道的：“在同一主题面临多部戏的挑战，稍不留神儿，一百首就容易写成一个模样。怎么办？那就要冥思苦想新的角度和新的表现手法，用新的语言去应对，尽管不能达到首首中的，那也力争有一点点新意。只有努力认真面对，会一步步接近而不能越写越背离初衷。”由此可见，“用新的语言”去创作作品，是张藜老师一生“认真面对”的事情。
然而，新的语言不是书本上能随意寻找得到的，也不是凭空臆想就能信手拈来的。“理念上，必须有一个认识，那就是通过一次次的创作实践去改革与创新语言的新组合。我们可以借鉴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经验，其中印度诗学‘曲语论’尤有参照价值。婆摩诃指出：‘没有曲语，修饰和话语就缺乏美。’曲语的意义就是惊奇和夸大，中心意思就是‘巧妙的话语’、‘曲折的话语’。它有富有技艺的曲折所生成的语言，这种诗语理念和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句十八层的审美意识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歌词的语言强调口语化，极度的通俗就容易单调而无色泽，因此时时记住改进当今歌词语言的组合方式就显得格外重要（歌词《打滚儿的月亮才成圆》注释）。”在这里，张藜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巧妙的话语”、“曲折的话语”，是通过一次次的创作实践，去改进当今歌词语言的组合方式，才会形成新的词汇组合。然而，提炼新词汇组合，并不是每一个写词的人都能做得到的，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缺乏深厚的专业功底，想提炼出独特、新颖、富有生活气息、能让广大听众欣然接受的新词汇组合，其难度是不言而语的。而要在创作中提炼新词汇组合，必须先要对已获取的创作素材进行筛选。所以说——
写词：要善于选材的分解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撇开某种因素的制约而言，任何题材都可以纳入写词的选材范畴，但是，也总不能采取“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吧，必须对所似采用的材料有一个甄别、选择的过程，这就是选材的分解。张藜老师在歌词《黑土地的呐喊》注释中，对选材是这样论述的：
“为选材绞尽脑汁要首先掂量题材的思想分量。选材必须量材，给题材以细致入微的分解，把题材的真正意旨挖掘得淋漓尽致。对题材的含量解析，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和明晰的头脑思辨力，最忌讳粗枝大叶与浅尝辄止。对于题材的客观容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大化小的写法处处可见，并透示出作者高超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技巧，却不可作小题大做的文章。调动各个侧面，多方位地表现这一题材。选题又必须明察题材的感情含量。反弹的感情倒有冲力，这需要作者善于捕捉到激起情浪的驱动点。”
在这里，张藜老师非常明确地为选材的分解制定了两个考量，或者说是两个标准。一个是题材的思想分量，另一个是题材的感情含量。对题材的思想分量，张藜老师认为要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和明晰的头脑思辨力去进行分解，把题材的真正意旨挖掘得淋漓尽致。而对题材的感情含量，张藜老师则认为须要作者去善于捕捉到激起情浪的驱动点即可把握。
作词者都明白，找一个创作的题材并非难事，但要找到一个适合大众口味而又适应时代需求的题材，确实是需要动一番脑筋、花一番功夫的。纵览国内众多词刊每年发表的数万首歌词，能被作曲家看中而插上音乐翅膀的、又被歌唱家相中而公开演唱的、再被权威媒体选中而广泛传播的歌曲，用百分比来计算，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了，而其中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与词作者对选材的分解水准与重视程度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选材的角度和宣示的主题，是和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紧密相连。修行宽容的品格、展现大度的襟怀，对同志不记恨、不妒忌、不冷漠、不事故，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审美视角，戴着多棱镜看世界，世界确实是多样的，作家摄取那一点，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歌词《多做好事别作恶》注释）。”
无可辩驳，对选材的分解能力，不仅仅只是衡量一个词作者的文学功底如何，更重要的是考核词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否与时代的要求合拍。如果一个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与时代要求背道而驰的作者，即使选择了一个好题材，并铆足劲儿把最美的词汇、最好的语言都镶嵌上去，其作品也是不会有多大出息、其作品寿命也是十分短暂、更不会传播走红的。因为，“诗的材料就是诗人自身的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歌词《那一夜》注释）。”身不正，其影能不斜吗？所以，张藜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词作者——
写词：绝不能脱离了政治。
在歌词创作中，对于作品的内容如何不超越政治的“红线”，张藜老师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在歌词《黑土地的呐喊》注释中张藜老师是这样表达的：
“创作的成败，一半在选题与定题上。要写那值得写的东西。文艺虽不再从属于政治，但绝不能脱离政治。宏大而深远的政治任务又常常是触发作者为之动情写作的契因。
扪心自问，一个作家不为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公益的乃至爱情理论的需求而写，社会还需要白养你这个人吗？我常常是经过这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甘心情愿地为一个社会需求的任务去精心创作每一件力争保存下来的东西。创作之前有与没有这个思维，是决定创作生命的东西，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用精品意识去总揽每一个哪怕是一闪一瞬的政治的乃至其他的创作任务，就逐步杜绝了用严肃的创作凑热闹造垃圾的可怕局面。
我作为一个作者，如让人动用巨大财力创作一批垃圾，岂不是莫大的犯罪吗？花钱买件裤头儿还能穿上二三年，而花比买裤头儿多得多的钱创作并制作出个精神废品，真不如做个裤头儿还能穿上些时日，弄不好就成了人人唾骂的物资败家子与精神造假者了。”
在上述的“注释”中，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展现出张藜老师在歌词创作中的“政治态度”。在眼下的词坛中，还是有那么一些极少数的人，在创作时对作品的主题和内容缺乏深思熟虑的斟酌，缺乏从政治角度去审核、把关，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创作出了“精神废品”，成为“物资败家子与精神造假者”。这种“精神废品”，不仅对自己、对他人，甚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搞不好，对创作者自身还会带来不必要的法律上的麻烦。
那么，如何在创作上规避上述所言的“危害”和“麻烦”呢？张藜老师用切身的体会为后人开出了一纸“良方”：一是要“把时代特色融进歌词，使词的思想性突升起来。”（歌词《黄树叶、绿树叶》注释）；二是要“说什么事，道什么理，写什么人，抒什么情，就得把这事理人情都琢磨个透底儿亮。如此才能写出本质的真实。”（歌词《女人不是月亮》注释）；三是要“写作要抓住大环境，大环境就是时代背景，大环境就是政治。写作要问津政治的习惯，是我当过所谓“反党分子”后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写词写戏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万万马虎不得，首先要在政治上过关，否则谈不上艺术。”（歌词《俩妞》注释）。应该说，张藜老师用如此清晰的“良方”来阐述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应拥有的“政治态度”，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细细阅读和品味《那些词儿》，给笔者的感受确实是言无不尽的。笔者将《那些词儿》视作为是一本深刻的、厚重的、难得的、耐读的教科书，它不仅会指导笔者在生活中怎样去进行作品创作，更会告诉笔者在创作中怎样正确地做人，阅读这样的书籍能不使人爱不释手吗？！。愿类似《那些词儿》这样的歌词集多多益善，更好地推进我国词坛的歌词创作量与质的同步发展。
